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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主要按照“体量”，也参照东谈主物、情节、结构等方面成分，演义时时分歧为长篇、中篇和短篇三种。在现代文学时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篇演义”的意见其实并不流行，是个迟滞不解的意见，外洋的情况大体亦然这样。

本文选自《现代文学十六讲》，已得回出书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洪子诚

《现代文学十六讲》

作者：洪子诚

版块：上海文艺出书社

2025年8月

“中篇演义”的意见

在现代的文学寰宇中，演义处于中心性位，它的喜跃在19世纪中后期。比起诗来，演义是世俗的文体，领有更多的读者。在现现代文学各个时期，在筹商文学建树和存在问题的时候，都率先会温煦演义，相配是长篇演义的创作情况。

目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主要按照“体量”，也参照东谈主物、情节、结构等方面成分，演义时时分歧为长篇、中篇和短篇三种——也有所谓“小演义”或“狭窄说”的面孔，但不大流行。在现代文学时期，以及现代的50年代到70年代，“中篇演义”的意见其实并不流行，大多只提长篇和短篇。中篇演义在很多时候，是个迟滞不解的意见，外洋的情况大体亦然这样。艾布拉姆斯的《西洋文学术语辞书》中有“演义”和“短篇演义”的条件，诚然也谈到中篇演义，不外不是单独列出，而是放在“短篇演义”里。辞书在先容短篇演义这一文体在西洋的发展历程和它的范式之后指出，很多特出的短篇演义偏离了它的范式，说“短篇演义”这一称呼涵容了巨额的散文诬捏作品，包括几百字的“小演义”，也包括一些“篇幅较长况兼复杂的故事”；“这些故事的篇幅，介于紧凑的短篇演义和卷帙繁密的演义之间，因此随机也称为中篇演义”。

外洋有的文学表面家则把“中篇演义”归入长篇的范围，说“有一种长篇演义的文学是中篇演义”，“它们不错说是一种散文体的微型的长篇演义；它与着实意旨上的长篇演义的不同在于演义的东谈主物较少，情节相比浅显”；举的例子如契诃夫的《我的一世》《姚内奇》。一言以蔽之，中篇演义被看作是一种范围性质有些笼统的文学，似乎自身莫得孤立、细目的特质，或者是微型的长篇，或者是短篇的延迟。

《成为简·奥斯汀》（2007）剧照。

现代50年代到70年代的情况也体现了这一协调。在谈到演义建树的时候，一般只提到长篇和短篇。茅盾1960年在中国作协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考究1956年以来的创作成绩，讲到演义也只提议长篇和短篇（参见茅盾《响应社会主义跃进的时间，鼓舞社会主义时间的跃进！》）。五六十年代，茅盾屡次衔恨有些短篇写得太长，但是也从未合计这或者即是中篇演义。70年代末，北京大学汉文系编写《现代文学概不雅》（后更名《现代中国文学概不雅》《中国现代文学概不雅》），这部课本的体例按文体分述，演义部分有短篇演义和长篇演义两章，编写者往时也莫得中篇的刚劲。主如果这段时刻，这个意见很少使用，而同样中篇演义的作品也未几。这个时期被称为中篇演义的作品，如《铁木前传》（孙犁）、《在和平的日子里》（杜鹏程）、《来访者》（方纪）、《水点石穿》（康濯）、《归家》（刘澍德）等，说它们是中篇演义，主要照旧其后的指认。

然而到了“新时期”的80年代，这类演义巨额露馅，中篇演义的意见随之得到落实，并成为极受好奇的演义样式。这是“新时期”在演义文学上的“发明”，在中国现现代文学的范围内，“中篇演义”从迟滞不解的存在，临了细目了它的矜重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长篇演义创作量并未几，虽说也有《许茂和他的男儿们》（周克芹）、《芙蓉镇》（古华）、《行动变东谈主形》（王蒙）、《千里重的翅膀》（张洁）等有影响的作品。长篇的茁壮要到90年代之后。比起现代的前30年来，短篇地位也大为下落，“短篇演义”诚然亦然中国作协和主要刊物评奖的项目，但是，不会有“短篇演义作者”的说法。

通盘80年代，以至更长的时刻，演义创作的主要成绩体当今被称为中篇的样式上。如《天云山神话》（鲁彦周）、《晚霞淹没的时候》（礼平）、《一个冬天的童话》（遇罗锦）、《东谈主到中年》（谌容）、《在莫得航想法河流上》（叶蔚林）、《犯东谈主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布礼》《杂色》（王蒙）、《黑骏马》《朔方的河》（张承志）、《伏羲伏羲》（刘恒）、《小鲍庄》《叔叔的故事》（王安忆）、《三生石》（宗璞）、《东谈主生》（路遥）、《方舟》（张洁）、《那五》（邓友梅）、《好意思食家》（陆文夫）、《爸爸爸》（韩少功）、《棋王》（阿城）、《绿化树》（张贤亮）、《红高粱》（莫言）、《莫得纽扣的红衬衫》（铁凝）、《你别无聘请》（刘索拉）、《现实一种》（余华）、《黄泥街》（残雪）、《迷舟》（格非）、《信使之函》（孙甘霖）……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字数在三万到十万，大多袭取单印迹推广型的叙事时势。

中篇演义的兴旺，催生了中国作协80年代也启动建设优秀中篇演义奖（1977—1980年由《文艺报》掌握，1981-1982、1983-1984、1985—1986年三届由中国作协掌握），催生了《中篇演义选刊》（1981，福州）刊物的出现，也激勉中国文学出书界、文学剪辑家纷纷“追尊”“授予”中外很多作品以“中篇演义”名筹画高涨。八九十年代以来，出书社接踵出书了各式版块的番邦中篇演义选，如《番邦中篇演义选》《番邦著名中篇演义选》《寰宇中篇名作选》《寰宇中篇名著精选》等。入选的作品被称为“中篇”，大多是编选者按照现代中国这个时期的协调的认定。除了番邦作品外，也出书多种中国现现代的中篇演义选本。著名的有由林贤治、肖开国主编的“中篇演义金库”，由花城出书社持续出书四辑，每辑12种。鲁迅的《阿Q正传》、柔石的《二月》、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萧红的《死活场》、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志》、茅盾的《林家铺子》、废名的《桥》、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沈从文的《边城》、巴金的《憩园》、沙汀的《在其香居茶楼里》、赵树理的《小二黑成婚》都四肢中篇列入。现代部分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后生东谈主》、路翎的《“凹地”上的战役》、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宗璞的《红豆》等——这些作品，有很多本来是被看作短篇演义的，有的是什么类型（中篇或短篇）从未有个说法；在此之前，作者和月旦家并不合计需要赋予它们一个中篇或短篇的神色。

中篇演义巨额露馅的原因，有作者、读者情态上的，也有“物资”方面的。“文革”戒指后，想想情谊的倾吐、抒发有了一定解放度，出现一个倾吐的“爆发期”；现代史的碰到的累积，无数辗转、生离永别“故事”和情谊论述的进击，成为一个时期的习尚。短篇有限篇幅和对结构剪裁的要求，无法承载这样的含量；而长篇需要较万古刻酝酿和写稿，不管从情谊开释，照旧从文学写稿的双重时效的期望看，“中篇”有助于开释“见缝插针”的心焦。

与此相互配合、互为因果的是，大型的、不错容纳中长篇的杂志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纷纷创刊，除了创刊于1957年的《收货》除外，出现了《钟山》（1978，南京）、《十月》（1978，北京）、《花城》（1979，广州）、《长城》（1979，石家庄）、《新苑》（1979，长春）、《春风》（1979，沈阳）、《现代》（1979，北京）、《晴明》（1979，合肥）、《百花洲》（1979，南昌）、《长江》（1979，武汉）、《叠彩》（1979，桂林）、《江南》（1979，杭州）、《芙蓉》（1979，长沙）、《天山》（1980，乌鲁木皆）、《绿原》（1980，西安）、《演义界》（1981，上海）、《昆仑》（1982，西宁）等大型文学杂志。其后有的刊物停办，但也有新的出现，如《黄河》（1985，太原）、《全球》（1994，昆明）等。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力最大的大型杂志是《收货》《现代》《十月》和《花城》。它们曾被戏称为“四大名旦”。

短篇故事与短篇演义

80年代是中篇演义的年代，而50年代到70年代除了长篇除外，短篇则受到格外好奇。卢卡契1964年在《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谈到短篇演义的特征，筹商演义和短篇演义之间的历史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发展中的轮流作用。他说，“短篇演义抑或用大型史诗和戏剧的宏伟时势来响应的确的一种先行阐扬，抑或是在某个时期戒指时的一种尾声，一个非常号”；它“历史地成为浩荡时势的前驱者或后卫”。

卢卡契强调演义对社会生计和时间的全体性阐扬，他对于演义艺术形态的协调也从这个方面着眼。因此他说，钞票阶层的生计形式在向顺利迈进，在各个领域启动阻碍中叶纪生计形式的时间，但这个时间尚未具备描画对象的全体性的时候，意大利薄伽丘等的短篇演义是现代演义的前驱；而法国莫泊桑的短篇则像是对巴尔扎克和司汤达也曾描画其出身、福楼拜和左拉叙述其戒指的阿谁寰宇的一个告别。卢卡契说，短篇“毫不宣称要阐扬全部社会现实，也不阐扬一个根人性的、当前的问题的全部施行”，“非论是东谈主以及东谈主与东谈主之间的关系的社会根源，或是东谈主所行动的环境，短篇演义都不错不予置理”。

《成为简·奥斯汀》（2007）剧照。

现代文学“前三十年”之是以好奇短篇，主要原因即是这种“先行性”和症候性，也即是大要明锐、迅捷地响应新的生计萌芽状态，和事物全体性的某些景色。演义家魏金枝形象地描画了这个特色，说短篇是“不错解说地层结构的陡壁峭壁，不错深刻春意的梅萼柳芽，不错线路秋讯的起头飘落的梧桐一叶，不错证实太古生计的北京东谈主的一颗臼齿……”（《大纽结和小纽结》）。这个说法包含两层真谛，一层是局部和全体的关系，所谓“以小见大”，另一层是明锐的预示功能，“一叶知秋”，“风起青萍之末”。事实上，这个时期的短篇创作，受到珍贵、奖赏的也恰是顺应这个特征的作品。如李准《不可走那条路》《李双双》、谷峪《新事新办》、马烽《成婚》（这篇演义在《东谈主民日报》全文刊登）、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后生东谈主》、王汶石《新矜重的伙伴》……“文革”后想想、文学变革也起头在诸如《伤疤》（卢新华）、《班主任》（刘心武）何处作念了预示。

50—70年代对短篇的好奇，体当今这样几个方面：

一、在分述文学创作的阶段性成绩和问题的时候，短篇演义也被单独列举。

二、出现了“短篇演义作者”的意见，此前和尔后这个意见莫得或不再流行。这个时期被称为“短篇演义作者”的有赵树理、李准、马烽、王汶石、峻青、王愿坚、茹志鹃、林斤澜、陆文夫等，尽管他们中也有东谈主写过长篇。

三、组织过屡次对于短篇艺术特征和创作问题的筹商，如50年代初和1957年在《文艺报》上的筹商，其他文艺刊物和地点作协也组织过筹商会和举办短篇学习会。茅盾、端木蕻良、魏金枝、艾芜、沙汀、蹇先艾、骆宾基、侯金镜、邵荃麟、巴东谈主、周立波、孙犁、欧阳山、赵树理、李准、杜鹏程等都对短篇演义问题撰写过著述。1962年8月，中国作协还在大连特意组织长达半个月的农村题材短篇演义创作筹商会。

现代短篇的筹商问题波及多个方面。从文体的角度看，争议最多的是如何界定短篇的特质和结构形态。茅盾合计应从典型意旨的生计片断，即截取“横断面”来看待短篇的特征。这应该是承继胡适的不雅点。胡适在《论短篇演义》（《新后生》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15日）中说，“期望上统共的‘短篇演义’”，“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技能，描画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最精彩的一段，就如截了大树树身的“横断面”，这个“横断面”不错代表东谈主、社会的全部。胡适、茅盾的不雅点，主要来自西方现实主义演义的艺术训戒。

《午夜巴黎》（2011）剧照。

茅盾和另外一些作者、月旦家在50年代试图以此来鼓舞中国演义不雅念、技能的“现代化”。他们的短篇意见的提议，隐含着扭转40年代以来延安文学在演义艺术上更偏重“民间传统”，好奇世俗化和故事性的倾向。这里有“短篇故事”和“短篇演义”之间的关系，其实，“短篇故事”亦然演义“现代化”门路可能阐扬的另一流脉，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好称赵树理故事型的演义为“新颖的文学”那样。竹内好使用了“中叶纪”的说法。孙楷第50年代初在《中国短篇口语演义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质》中也指出，“明朝东谈主用说白念诵时势用宣讲语气作的短篇演义，在‘五四’新文学畅通时间，依然被东谈主扬弃，以为这种演义不及谈，要向西洋东谈主学习。当今的文艺表面，是尊重民族时势，是批判地接受文学遗产。因而对明末短篇演义的看法，也和‘五四’时间不同，合计这亦然民族时势，这亦然可供批判地接受的遗产之一。这种看法是超越的。”

50—70年代短篇诚然受到好奇，作品数目也不少，但好作品其实也未几，这和这个时期的文学情状基本是一致的。如果要列举这个时期较好的作品，可能是：《登记》（赵树理）、《平地回忆》（孙犁）、《凹地上的“战役”》（路翎）、《红豆》（宗璞）、《组织部新来的后生东谈主》（王蒙）、《百合花》（茹志鹃）、《山那面东谈主家》（周立波）、《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在50年代，月旦创作的公式化、意见化恶疾时，短篇和戏剧作品常被例如。过分追求配合某一时期的计谋、畅通、习尚的这种不雅念化创作是变成这一情况的根源。

个东谈主时刻和历史时刻：“史诗性”问题

长篇演义因为大要响应历史的“全体性”而被好奇，但现代对长篇的形态学的筹商未几。温煦未几是缺憾，也可能是红运。相比起来，长篇的成绩要比短篇好，一般来说，更大的容量总会给有个性的作者留住创造空间。紧要的长篇主要出书在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初，如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6），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1957年，第二卷1961年），梁斌的《红旗谱》（1957），周立波的《山乡剧变》（上篇1958年，下篇1960年），杨沫的《芳华之歌》（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1960年），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1961），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1963年），浩然的《昭节天》（第一部，1964年）。

长篇演义取材靠拢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这里的历史指的主如果20世纪中国共产党引导的调动斗争史，因此出现“调动历史演义”的特定类型意见。另一是农村题材——并非现代意旨上的“乡土演义”，主要围绕农村开展的农业配合化等畅通，阐扬农村的“两条谈路斗争”。按照现代响应社会全景的不雅念，工业题材也得到提倡，却莫得什么像样的作品：不是说有农业部、工业部、教育部、国防部，就一定会筹商于农业、工业、军事、学校的好作品的。

长篇作者的一个紧要“情结”是对“史诗性”的追求。“史诗性”也不错对应卢卡契的“全体性”的说法，这在现代长篇演义作者何处是广泛的刚劲，现代起头提议这个命题的是冯雪峰，他驳倒第一版于1954年的《保卫延安》（杜鹏程）时，称它“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画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旨的有名的好汉战争的一部史诗的。或者，从更高的要求说，从这部作品还不错加工的意旨上说，也总不错说是这样的好汉史诗的一部初稿”。这个有点心惊胆颤的长句中说的“史诗”，大约包含这样的真谛：题材的紧要性，也即是他说这一事件的“伟大历史意旨”；另一是好汉东谈主物的塑造；还有是姿色的具体战役与战争全局、东谈主物的精神性情与事件的性质的关系。

《午夜巴黎》（2011）剧照。

赫然，冯雪峰的评价大言不惭。《创业史》1960年第一卷面世好评如潮，赞好意思的主要根由也大多基于“史诗性”的范畴和质料。如“深刻而圆善地响应了我国广大农民的历史运谈和生计谈路”，“的确地纪录了我国广大农村在地盘改革和袪除封建通盘制之后的一场无比深刻、无比厉害的社会主义革运谈动”（冯牧）；《创业史》四卷全部出书后，“能成为中国农村伟大的社会主义调动史的一块艺术丰碑，使这一代和后代的东谈主民知谈咱们这个伟大的时间澈底袪除几千年留传住来的专有制所资历的贫苦的历史历程，看到好汉的管事东谈主民在党的引导下如何贫苦地创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业的历史谈路”（姚文元）……这些仍然大言不惭的考语，拦截的亦然历史详细、史诗性、前程、好汉典型创造这些关节词。

“史诗性”在作品称呼上也可见一斑：红旗“谱”，创业“史”，“一代”风骚，“金光通衢”等。也体当今篇幅、结构上的多卷本联想上。周而复写成同族改良的《上海的黎明》共四部（前两部出书于五六十年代，“文革”后出书第三、四部）；欧阳山总题《一代风骚》的长篇五卷：《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浩浩神州》；李劼东谈主50年代重写的《大波》四部（第四部莫得完成）；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三卷；柳青的长篇《创业史》筹备写四部，但第二部莫得临了完建树离世；姚雪垠《李自成》五卷；《芳华之歌》（杨沫）之后还有《芳菲之歌》《英华之歌》。这些多卷本的创作，大约是第一部（第一卷）最佳或尚可，接着就走下坡路，水准难以为继。除了过度依靠自身生计训戒，零落教授、艺术训戒的原因外，也有历史不雅等的成分。在历史时刻与个东谈主时刻的关系上，一位作者有这样的建议：

《伊利亚德》（现通译为《伊利亚特》——引者）的故事在特洛伊城被攻陷之前许久就完结了，故事戒指于战争赢输未卜之际。著名的木马在此刻以致还莫得出当今尤利西斯的脑袋里。因为第一位伟大的史诗诗东谈主就定下这样一条戒律：永久不要让个东谈主运谈的时刻和历史事件的时刻正好凑在一谈。第一位伟大的史诗诗东谈主以个东谈主的运谈四肢他诗歌的戒律。

——米兰·昆德拉《黑名单或向安纳托尔·法朗士致意的嬉游曲》，《再见》

台北王冠文化出书公司 2009年

本文经出书社授权刊发。原文作者：洪子诚；摘编：何也；剪辑：张进；导语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迎接转发至一又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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